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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饭
06/02/09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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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图-底”——席勒《审美书简》中的古希腊与乌托邦
【图与底是图像学中最基本也是最原始的一对范畴。通常,人们把知觉对象中的某一部分选择出来,视作图形,而把其余部分当作底子或背景。一般而言,图形是鲜明、积极、突出的,而作为背景的底子则相对模糊、消极,退隐其后,对图形起着衬托的作用。图—底关系一直是艺术家和心理学家关注的课题之一。对图—底关系的研究不仅具有美学和心理学意义,而且对于绘画、摄影以及视觉传达设计诸学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图底关系常常应用于建筑设计，但倘若将“人类精神”本身也看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系列“建筑”的话，古希腊在席勒眼中与其审美乌托邦的互为图底关系，清晰可见。早在歌德时代，席勒便主张审美教育，然而人性难料，审美教育越来越被现代性所冲击，席勒心中的古希腊，无可逃避的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而“审美意识”成了“19世纪文化生活中一个最卓越的虚构”，（fiction，【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语）。】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一文中，哈贝马斯这样理解席勒的审美期望：“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发挥出统一的力量，因为艺术被看作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Form der Mittei lung)。”， 哈氏称，“席勒把艺术理解成了一种交往理性，将在未来的‘审美王国’里付诸实现”。
这是哈贝马斯自哲学的角度谈“现代性”。而若从文艺学角度对席勒的《书简》加以理解解读的话，无论是在席勒的“审美意识”还是在“审美教育”的理想中，都可以看见席勒所特有的“审美乌托邦”：“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甚至对直到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整个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审美乌托邦一直都是探讨的关键。凭着这个审美乌托邦，席勒把艺术理解为交往理性的真正体现”。
而这个“乌托邦”，用文艺学中的“图底关系”来给予认知、阐释的话，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美还是审美，“古希腊”在席勒心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共时性完美。尽管“图底关系”常常被应用于建筑设计，但倘若将人类所有的精神“记录”及其文字留存看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系列“建筑”的话，那么“古希腊”在席勒眼中与其心中“审美乌托邦”的互为图底关系，清晰可见。
康德在《判断力的批判》中强调：审美判断是独特的判断类别，它绝不提供对对象的认识（哪怕是模糊的认识）；只有逻辑判断才会提供认识。审美判断只把一个对象通过表象连系于主体本身，并且不让我们注意到对象的性质，而只让我们注意到合目的的形式，表象诸能力在处理对象中也以这种（方式）得到明确。
显然，康德在此所指称的“审美”，不应等同于任何一种客体，不论是审美客体还是崇高客体；相反，审美既要求主体积极介入给定的事物，也要求给定事物在主体“内在直觉”中得到折射这种方式。但是席勒却并没有就此止步。席勒要求人人都要对事物采取“审美态度”：
“你要采取审美的态度！席勒在其美学著作中曾把彻底的主体化从某种方法的前提条件改变为某种内容的前提条件”。
席勒对审美，态度坚决，而且或多或少都是从康德理论的前提直接发展而来。因为客观现实的难以接近或者事物本身的难以接近，使人们有必要以图式结构处理世界—现在这个世界的现实和表象分离，并以此为特征。想象是理性能力与感官能力之间的媒介，使两者相互作用。而也正是这种相互作用被席勒提升到了教育的本体位置。
“艺术统治之处，总是美的法则在起作用，而实在的疆界总会被超越”。这种衍生于康德的思想、把“表象”提升到现实之上的理念，被席勒转变成了一种教育方式，然而，与席勒写作《审美的书简》初衷有所偏离的是，席勒原本主张“通过艺术进行教育”，最终却演变成了“通向艺术的教育”。
那么，是什么导致席勒对“审美意识”和“审美教育”产生了如此强烈的主动性和如此坚决的态度呢？又是怎样的现实，使得席勒通过艺术进行教育的期望落空而变成了通向艺术的教育的呢？那就是“现代性”。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哈贝马斯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席勒在“你要采取审美的态度！”上产生的偏移和落差，其根本，就是席勒对于现代性的措手不及。
席勒之所以会陷于这种“壮烈”却又“尴尬”的境地，正是因为在他设计规划他的“审美乌托邦”的蓝图时，“古希腊”的“底”，始终占据着他的心灵：
“对时代的特性稍加留意，我们便会对出现在人类今日的形式和当时的、尤其是古希腊的形式之间的鲜明对比惊讶不置。我们能与任何其他纯粹的自然状态相比较而当之无愧的培训和教养的荣誉，如与古希腊的自然状态对比，我们占不了什么优势，因为希腊的自然状态是与艺术的全部魅力和辩证的全部尊严相结合的’但却与我们的自然状态不同，没有成为它的牺牲品。希腊人不仅以对我们的时代完全陌生的一种单纯让我们感到羞愧. 他们在我们常用以弥补我们习俗的反自然性质的那些长处方面同时也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甚至常常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见到他们既以丰富的形式、又以丰富的内容，既勤于深思、又诲人不倦，既柔和又果断地在一种绚丽的人生中将幻想的青年时代与理性的成人时代结合起来。
席勒对于“现代性”的不期而至，特别是对现实的“物质”给予“艺术”和艺术的审美的冲击显然既缺乏准备又具有超出常人的敏感性与对抗本能。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潮流中，席勒疾声呼唤“审美意识”，表现出强烈的“审美态度”：
“艺术是自由之子，它要从精神的必然性、而不是从物质的必需那儿接受其规范。但如今需求支配着一切，迫使沉沦的人类屈服于其专制的极权之下。利益是时代的伟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该任其奴役，一切有才之土都应拜倒在它脚下。在这架粗糙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成就不占任何分量，它无法获得任何鼓励，于是从世纪的嘈杂的市场上消失了。连哲学的研究精神也从想像力的手中夺走了一块又一块地盘，随着科学的领地日益扩大，艺术的范围渐次缩小。
席勒把理性的实现想象成为遭到破坏的同感的复兴；“它不能单独从自然和自由任意一个中形成，而只应出现在教化过程中”、“教化过程必须一方面使物质性格摆脱外部自然的任意性，另一方面使道德性格摆脱自由意志。教化过程的中介是艺术，因为艺术产生一种‘中和心境’(einemittere Stimmung)。
正如哈贝马斯总结的那样：“随着理性的进步，现代性越来越卷入到强大的需求系统和抽象的道德准则中；然而，艺术却能赋予这种分裂的整体性以‘一种社会特征’，因为艺术参与了这两项立法：“在力的可怕王国和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的创造活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之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东西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
席勒并没有在“古希腊”和“乌托邦”之间显现出犹豫不决。他对于物质枷锁给人类带来的恐惧以及对于艺术内驱力的伤害深恶痛绝。席勒继续他的《审美书简》，建构他的“审美乌托邦”。在席勒心里，审美艺术和审美教育是一种必须，是人类的道德良知和艺术进步的必经之路。因为席勒心中有“底”：古希腊的感情、古希腊的艺术、古希腊的崇高、古希腊的劳作、欢乐和自由，是席勒心底不可替代的艺术道德丰碑。他这样自信地期望和赞美他心底的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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